文｜李昕   

　　东南亚，尤其是华人居多的新加坡，对中国究竟是何种感情？是同属炎黄子孙，是小国对区域大国的敬畏，还是其他？

　　第一个是中国人到新加坡常常被证伪的预设。第二个是在地缘政治和国际贸易中需要十分清楚的问题。逐渐了解本地历史、地理、政治和种族交织的复杂之后，方知回答远非单一。

　　2022将是亚太区域贸易大年，凸显东南亚各国在中美竞争之下的重要性——1月中国和东盟国家的RCEP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）正式生效；二季度中国加入CPTPP的申请将进入实质审核；此外，美国自知加入CPTPP政治阻力太高，而东南亚国家希望其重返亚太的定位对应更多利益，所以美商务部长和国务卿在过去两个月分别访问东南亚时，都提出了一个“印太区域贸易框架”的概念，这将是拜登政府对区域贸易协定的一个新方案，预计在1月间公布细则。理解本地对贸易的预期和心态，更加重要。

　　贸易在东南亚区域的历史和国家基因里。透过几个历史瞬间，或许更能看清他们在对华开放与贸易中的种种考量。

　　瞬间之一：1976年李光耀会面毛泽东

　　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一生到访中国33次。他的第一次访问是1976年5月12日，与毛泽东有15分钟会面。

　　这次短暂见面时，毛泽东身体状况已经不佳。李光耀在回忆录里说，会面的“象征意义大于实质”。对中国而言，李光耀仅仅是毛泽东会见的倒数第二位外国领导人，毛泽东在四个月之后过世，历史骤然转向。而对李和新加坡代表团，此行的一切都是反复斟酌的信号。

　　他刻意在访问团里突出非华裔成员：淡米尔籍外长及一名马来族政务次长；另外访问团全程都用英文。“为了确保没有人认为我们是以炎黄子孙的身份访华“，李光耀在回忆录里写道。他希望传递的信息是：新加坡既不亲苏，也不亲中。虽然是华人社会，但有自己的独立性和独特性。在华国锋设的晚宴上，李光耀十分明确的说，新加坡的地缘政治，决定了它的未来是和东南亚邻国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。

　　彼时新加坡从马来西亚独立仅仅11年，而李光耀上台之后对区域内的左派力量一直严密防范。他担心公民对华接触会壮大新加坡的反对党势力，毕竟这是一个华人占80%的社会。种种做法里，甚至包括30岁以下的新加坡公民不允许到中国访问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李光耀非常希望了解中国，访华期间要求安排较长的访问行程，除了北京，还去了大寨、西安、上海、无锡、桂林和广州。同行的不仅有夫人，还有能说流利中文的11岁女儿李玮玲。一路走来，即使是严密安排的行程，李光耀一家人也看到文革末期中国经济与社会的真实图景。结束行程之后，他随即取消了公民访华的禁令。

　　瞬间之二：李光耀和邓小平之间的互信

　　李光耀和邓小平是出名的互相欣赏。

　　1978年邓小平第一次访问新加坡。李光耀提了一个诉求：希望中国停止革命输出。邓小平反问他“你要我怎么做？”李光耀说，他当时非常吃惊，停顿之后，大胆的说，停止马共和印尼共在华南的电台广播，停止对游击队的支持。会面两年之后，李光耀得偿所愿。

　　李光耀对这次会面的回忆是：“邓小平是我所见过领导人中影响最深刻的一位……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，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。”

　　1980年李第二次到访中国，和邓小平谈了两个多小时。邓坦言他最关注的事是“怎么激发人民摆脱落后和贫困，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，可能需要大半个世纪才能完成。”

　　这种接触与互信，也体现在新加坡和中国的外交关系上。新加坡在外交上早早支持中国，却迟迟不正式建交。

　　在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上，新加坡投票支持20国关于恢复中国的联合国资格的提案。1974年中国与马来西亚建交之后，新加坡就开始与中国的外交接触。虽然接触早，但新政府对中国坦言，必须是东南亚区域里最后一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。所以，一直待到1990年印尼与中国正式恢复外交之时，新加坡立刻与中国正式建交。

　　近二十年的等待，背后的考量是新加坡最大的地缘现实：尽管华人占新加坡人口的74%，在整个东南亚，华人仅占6%。新加坡地处两个穆斯林大国——马来西亚和印尼之间，是区域里的绝对少数派。其对中国的远近亲疏，随时考虑的是周边大国的感受。

　　让中国理解新加坡的地缘现实，对这个华人为主的小国尤其重要。今年10月习近平与李显龙通话中，提到中新两国政治上“相知互信”。相知互信，在邓小平开启和延续的两国对话中，体现分明。

　　2010年，中新建交20年纪念时，邓小平塑像出现在新加坡河畔，由时任副主席的习近平和李光耀共同揭幕。

　　瞬间之三：朱镕基一语定心

　　李光耀从与邓小平的交往中，捕捉到中国开放的信号和信心。他对中国的布局，从60、70年代的防范，转为80年代后的联通发展。希望新加坡能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潮流，也希望年轻一代新加坡人，能与中国的政商精英熟悉和了解。

　　90年代中期开始，李光耀大力推进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，目的是“新加坡年轻一代的领袖，通过经济、文化及社会事务的实际工作，同北京年轻一代领袖发展起实质有用的关系。今后的10年，园区计划能让新加坡的部长和北京、南京和苏州的官员保持交往。”

　　中国快速发展，迅速成为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引擎。2002年，东盟国家在金边举行会议，最重要的讨论事项就是《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》。那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刚刚一年，东南亚国家开始担心中国的发展会影响本地其他国家的国际贸易。

　　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在会议现场给予的承诺。这次讲话虽然在国内鲜有报道，在新加坡乃至整个东南亚政界，至今都经常被提及。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在11月的一次讲话中回忆到：“朱镕基有两个表态，我记得很清楚。

　　——第一个是，如果10年之后，贸易平衡太倾向中国，我们可以重新谈这个贸易协定。

　　——第二个表态很不寻常，说中国不在东南亚寻求排他地位(doesn’t seek exclusive position in Southeast Asia)。 我就在现场。听到这里，我想：朱总理很了解我们心里在想什么。他很清楚我们害怕什么”。

　　一位本地新闻出版人对我回忆到，当时好几个东盟国家对贸易协定有所犹豫，在朱镕基表态之后，打消了疑虑，纷纷签署。

　　朱镕基的承诺，指向本地国家的两大核心关切：第一个是小国与大国贸易，担心自己利益受损，却无力调整格局。第二个更是东南亚区域最大的地缘现实：安全依赖美国，经济和中国高度绑定，不希望在大国外交中被迫公开选边。

　　当中国能放下姿态，真正了解东盟国家的想法，给予回应，自然能获得更多支持和信任。当时如此，现在也是如此。二十年后，这个表态还被反复提起，足见其影响，也可见其罕有。

　　瞬间之四：崛起还是复兴

　　来源于文化也好，近距离的观察和多层次接触也好，新加坡对中国的诉求有深刻理解，也常常知道如何有效的表达。

　　李光耀2009年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谈到，“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发展，符合中国的利益。”他历数中国建国前后的种种挑战，“所以中国说，好，我们现在终于有机会跻身于强国之列，大家别破坏这个大好机会。因此产生了和平崛起的概念。”

　　接来下，李光耀分析了为什么“崛起”不是一个恰当的说法。“用华语说崛起十分贴切，不过直译成英语之后，让人感觉像是雨后春笋般一夜间冒出来，很吓人。为何不说成是文艺复兴，说回到唐朝、宋朝或汉朝这些文化繁华的年代？这样就能让然将注意力集中在文化方面。”

　　新加坡熟悉东西方政经环境和思维惯性，对彼此的考虑能深入理解。上月，现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一个演讲中分析中美两国的视角，说得很到位。

　　他首先分析美国视角，认为美国不仅把中国视为潜在的威胁，而是一个挑战者，是一个严重的问题，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敌手（opponent）。于此同时，对华关系不仅是战略平衡问题，他们还增加道德的维度：关乎对与错，我是民主你不是，我有人权你没有。“如果你这样定义问题，那就很难从这种（话语）转到我们住在同一个星球，我们需要共存（的思维）上来。”

　　同样，他分析中国视角，觉得中国认为美国想减缓或者停止其崛起，认为美国在后悔帮助了中国，包括给中国最惠国待遇，支持中国加入WTO，投资增加等等协助中国取得在今天的成就。李显龙觉得中国思维的另一层是，认为中国的时机来了，中国应该在时代和世界中获得应有的位置。

　　“但是，一个大国如何在获得你应有的全球地位同时，同时能让那些不那么大的国家有相应的空间？这是一种敏感和艺术，需要习得，并不是天然就存在的。”

　　新加坡对中美关系的深刻理解，不仅是文化因素，更是因为其核心利益和两方都高度相关——安全靠美国，发展和中国紧密相连——让两方对其都有一定信任。在两国关系敏感又迅速变化的今日，新加坡的中间人角色更显重要。

　　****

　　东南亚其实是一个相对新近的概念，也是过去几十年才刚刚建立起来的身份认同。例证之一，是迟迟没有区域的名称。

　　这个区域在中文语境里常用的名字是南洋，那是对中国移民而言，这里是南方，是海洋。在英文语境里是印度支那，那是对殖民者而言，在印度的东方。

　　从古代到近代，本地居民大多因为贸易、生意、甚至躲避战乱来到这里，融通便捷，务实重商是最大的公约数。直到二战之后纷纷建国，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认同才开始建立。而东南亚的称呼，也是在60年代之后逐步成型。

　　从种族看，尽管东南亚的有全世界最大的海外华人群体，但这是十个独立的国家，华人比例在岛国新加坡有74%，但是几个大国里：马来西亚占23%，泰国13%，印尼5%，其他国家均不到1%。传统中华文化的纽带虽在，本国国民认同才是政经和商贸的现实。

　　过去的70年里，这里从意识形态上，政治上，经济上大多和中国走过一个从疏到近的路径。伴随中国崛起，贸易成了最强的链接——东盟在2020年超过欧盟，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。与之相比，美国多年忽视这一区域，当地不会轻信其承诺，反复向美国表示要看实质。

　　中美角力，可以说是东南亚最大的地缘命题。有利的是，跨国企业的供应链转移，资本避险寻找中国之外的高速发展地，以及随之而来的技术、人才等等，都会利好本地经济。弊端则是，若中美真要强迫选边，对本地国家而言是一个不可能回答的问题，如何能完全割裂安全和经济呢？

　　还是李显龙的那场演讲里，他有一个非常务实的结论：“没有哪个大国会真正平等看待其他国家，不过有的比别的做得好一点……希望在各种关注事项之余，能有时间和这个区域培养联系。我们声量虽然不高，但是这是一个有价值和能带来利益的关系。”